公司在做財務報表時也應當將分紅款列到“對股東的應付款”項目中。對于已經確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如果需要發生變更，也應當由作為債權人的原告股東和作為債務人的被告公司協商一致才能進行變更。轉為內資后的股東會能夠直接改變已經合法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嗎？股東會決議尚未得到原告股東的簽字認可，能直接處分原告股東的權益嗎？

《公司法》第20條第2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原告股東完全可以以該條主張對抗時間在后的股東會決議。最后，委托人決定和我們簽訂合同，與公司相關的另外一起案件也一并交由我們代理。在辦案過程中，對于訴訟過程中的策略和思路也首先征求我們的意見。

還有一起顧問單位的產生也和專業相關。蘇州公司因結欠意大利公司貨款，后經談判決定由意大利公司參股蘇州公司，把蘇州公司轉變成中外合資企業。針對究竟應當給意大利方51%的股權還是49%的股權，雙方僵持不下。于是蘇州公司中方股東請我們參加會議聽取我們的意見。

當時我給他們指出，中外合資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不是股東會。糾纏于49%還是51%的股權其實是個偽問題?，F在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委派董事，如何保證我們在董事會中占有優勢，而不在于糾纏股權比例致使談判陷入僵局。結果可想而知，中方股東豁然開朗，顧問單位也當場拿下。

三、法律是保護我們的唯一武器

一位無錫的法官朋友曾經說過：律師不要想盡辦法去跟法官親近，跟法律熟悉就可以了，因為法官也跟法律熟悉。在案件庭審中，我們偶爾也會遇到不友好的法官或者檢察官，記住，這時法律才是保護我們的唯一武器。

記得執業初期，我作為辯護人辦理一起故意傷害刑事案件，在發表辯護意見時，我主張按照輕傷接近輕微傷進行量刑。檢察官立即表示反對，咄咄逼人地質問：辯護人憑什么說是輕傷接近輕微傷？你有證據嗎？法庭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我接著發言：公安司法機關應當全面收集調查案件證據，是輕傷接近重傷還是輕傷接近輕微傷的舉證責任在公訴機關。如果公訴人不能提供相關證據，按照有利被告的原則，應當認定為輕傷接近輕微傷！公訴人選擇沉默，法庭上劍拔弩張的氣氛也得到了緩解，旁聽席上被告人家屬頷首致謝，露出滿意的笑容。

再如一起離婚后財產分割案件中，男女雙方均是一家新三板掛牌企業的創始股東，后因男方管理不善，所持有的股權被某國企收購。股轉系統披露平臺中顯示股權屬于平價轉讓。事實上男方主張股權是零元轉讓并訴請要求分割女方在公司中的股權。

庭審中，法官對女方代理人從股轉系統自行下載打印的證據不予認可，堅持要求舉證方提出原件，甚至要求提交經過股轉系統蓋章的原件。對此，律師完全可以依法回應法官的質疑。

其一，股權系統是受國務院及證監會委托對掛牌企業進行管理的，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其在履行職務過程中收集的資料，發布于其官方網站，應當認定屬于公文書，具有公文書應具有的證據效力和證明效力。

其二，復印件（或打印件）雖然不能單獨作為定案根據，但是具有核對途徑，法官可以依職權在股轉系統的網站上進行核對。

其三，根據打印件內容顯示，股權轉讓方為本案原告，根據證據規則的規定，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持有證據原件的，法院應當要求該方當事人舉證，拒不舉證的，應當由其承擔不利后果。

通過這樣嚴絲合縫的抗辯，法官咄咄逼人的態勢也可以瞬間緩解，從而也有利于案件的進一步推進。甚至，在法庭上依法依理與法官進行交鋒，庭審結束后反而能贏得法官的尊重，法官可能更愿意認真聽取律師的意見，甚至和律師進一步溝通探討案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

四、不要試圖代替委托人作決定

律師應當記住自己是代理人，而不是委托人本人，不要試圖代替委托人作決定，商事律師尤其應當做到這一點。

一方面，如果我們游說當事人起訴或者上訴，而最終的訴訟結果與律師的判斷意見不一致，必然會引起雙方關系的緊張，甚至引發投訴，給律師自己帶來麻煩。

另一方面，對當事人利益具有最終決定權的應當是委托人本人，而不應是律師。律師應當釋明相應法律后果以及可能出現的案件走向，至于具體的決策則交給當事人自己。

備受爭議的上海地王案，涉及資金上百億元，最后SOHO中國的潘石屹和原告方郭廣昌通過一場酒會“相逢一笑泯恩仇”。盡管輸掉了官司喪失了40多億元的投資回報，但潘石屹也實現了資金回籠。

筆者接觸的一起案件中，委托人向一家小貸公司投資1000萬元，最后愿意以650萬元解決投資糾紛。委托人的思路很簡單：首先拿到的650萬元是現金，可以再投資，讓錢生錢。其次，此前小貸公司累計分紅有近200萬元，算算自己虧了不到200萬元，其中的投資機會無法計算，到別處投資也可能虧本。第三，如果訴訟打官司，首先程序漫長，訴訟結束可能需要一兩年的時間，能否執行到位還是問題。萬一小貸公司經營不善而破產，可能連650萬元也拿不到。所以委托人愿意調解。

作為SOHO中國總裁的潘石屹不會去關心《公司法》71條規定的優先購買權究竟是管理性強制規范還是效力性強制規范。律師應當尊重委托人的商業決策，而不是越俎代庖。如果一定要弄清法理，則不妨在案件結束后通過撰寫專業文章進行分析。

馬云在當選浙商總會會長上的演講我很喜歡，也看了很多遍。馬云用復制品和藝術品來區分一般與專業。這個比喻對律師行業也是一樣：調檔、立案、整理復印文件、撰寫代理詞等事務性工作是律師工作的一部分，但這部分的內容相當于復制品，是可以隨時被替代的。只要有律師證，只要愿意去做，這些工作誰都可以做。

因而筆者認為這部分工作并不是律師工作中最有價值的內容。律師工作中的藝術品部分應當是對于案件的精準把握，對于案件走向的精確研判，對于訴訟策略的精準定位，當然，還有通過談判拿下案件的能力。這才是案件辦理中最具有含金量的內容！

一些青年律師常抱怨專業化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在吃不飽的時候，哪里有力氣談專業化。蔣勇律師給出的回答是：“如果吃不飽的時候不走專業化，吃飽了之后，就更沒可能了。選擇就意味著放棄。相信青年律師會因為放棄而獲得更多的選擇機會，從而走上專業化之路。”

專業化的大潮已經來臨，我們準備好了嗎？努力辦好每一件案件，把每一起案件都辦成精品，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都會成為辦案高手和專業化的律師。

來源：法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