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律師營銷網給律師朋友們一起分享一下我們律師營銷的政治模式與案源出處是怎么樣的?

　　律師參與一些國家宏觀政策的制訂，贏得了知名度，拓展了自己的業務，同時，也有利于整個律師行業的發展

　　曾經，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向律師界發出了誠摯的呼吁：走向政治!如今很多律師在從事這樣的實踐。

　　據不完全統計，在現有15 萬左右的律師中，已有逾1000 位律師成為全國各省、市、縣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的甚至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我們把這些律師稱為“政治家律師”。這些政治家律師承載著人們很多的期待。比如全國政協委員高宗澤律師、全國人大代表伍增榮律師、江西省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湯忠贊律師、青海省政府立法咨詢專家馬福祥律師，等等。

　　同時，“政治家律師”的特殊地位和資源也使其成為了律師營銷自己的方式。正如我們萬有首席律師營銷顧問劉振的所言，“律師營銷可以通過直接營銷和間接營銷來實現。間接營銷，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適當的造勢、鍛造，以積累聲譽、關注度和影響力。而政治模式是間接營銷之一種方式，因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頭銜凝結了優質公共資源，掌握著一定的話語權和特權。而律師參與一些國家宏觀政策的制訂，贏得了知名度，拓展了自己的業務，同時，也有利于整個律師行業的發展。”

　　身處略顯荒涼落后的世界屋脊青海省，卻成功領導了一個運作規范的現代化律所，并以“政治家律師”的姿態超越個案正義推動制度正義，作為青海省同一律師事務所主任、青海省律師協會副會長的馬福祥律師，其“政治家律師”的理想值得關注。

　　律師的最高層次

　　針對積極參政、議政的律師，有很多的近似詞匯，經常用的是“政治家律師”、“政治家式律師”、“律師政治家”。“政治家律師”、“政治家式律師”表達了同一個意思。而“政治家律師”和“律師政治家”實際上體現了不同的職業定位。前者的職業是律師，后者的職業是政治家。

　　馬福祥律師一直也在關注“政治家律師”的概念表達。其接受《法人》采訪時表示，“政治家律師”是律師與政治家角色的重合，它彰顯的是律師的政治意識或政治情懷，以及律師對政治的關注和參與。在中國現實語境中，“政治家律師”首先應當成為律師職業的核心詞匯。如果忽略克羅曼言說的美國背景，中國律師關于公民關懷、公益維護、參政議政的訴求與實踐，以“政治家律師”界定是得體的。

　　美國法學家安尼·T·克羅曼的《迷失的律師》一書中把律師分為三種：一種是政治家律師，如林肯;一種是工匠律師，追求的是案子做得漂亮;另一種是仆人型律師，即作為金錢的奴隸，客戶指向哪里，律師就打向哪里。有人基于對職業行為劃分層次的慣性思維，以及中國的“政治本位”傳統，認為“政治家律師”代表了律師的最高層次。

　　而馬律師的理解是：律師首先是一種職業，維護職業價值是職業行為的第一準則?？肆_曼先生概括的三種律師僅僅是學理描述和特征分類，不論是“仆人型”、“工匠型”還是“政治家型”，其實都是律師的職業表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仆人型”、“工匠型”更接近律師核心的職業價值，是律師職業存在的基礎。而且現實中，這三種類型在律師個體身上可以是兼容的。當然，律師職業現實的非層次化，并不意味著對“政治家律師”更多社會擔當的否定。

　　政治家律師的品質

　　政治家律師意味著更多的責任擔當，自然需要特殊的品質或條件要求。馬律師強調了四點：公益情懷、奉獻精神、政治意識和法性的養成。

　　首先是公益情懷。政治家律師避免不了公益參與中一舉多得的職業投機，但職業驅動的公益運行，會不斷強化他們的職業理想。

　　第二是奉獻精神。這是政治家律師面對宏大主題的皈從——總是有更多的民生去關注，總是有更大法益去維護。“律師關注公眾利益，并隨時準備為其犧牲自己的利益，不像那些只為自己私利使用法律的人”。

　　第三是政治意識。追求說服、勝訴的律師同時具有堅定的方向，在挑戰與跟進的理性抉擇中發展了律師職業應有的實踐智慧。

　　最后是法性的養成。使法的理念與精神滲化在職業技能、職業素養甚至職業偏好里，契合法治的規則邏輯。

　　中國律師參政議政的障礙

　　司法部(作為律師管理部門)研究室副研究員劉武俊表示，在西方法律環境中，律師最是一個與政治親密接觸的職業角色，而且事實證明，其最有可能躋身于政界乃至權力中心。因此，曾經在兩會期間，劉武俊提出增加律師、記者人大代表比例。

　　但是，在我國律師參政議政的過程中形成了很多的障礙，律師參政議政依然是在困惑與希望中漸進。學者們更是不斷告誡律師應當保持職業角色邊緣性，有節制、有限度、有理性地參與政治。

　　那么我國律師參政議政的障礙是什么呢?

　　馬律師認為主要還是制度因素：憲法訴訟的缺位，使律師無法擁有影響政治生態的舞臺和路徑;律師作為相對自由的職業，徘徊在銅墻鐵壁的體制外;而自我循環、甚至自我目的化的體制內力量卻是律師參政的天然排斥者;正處成長期的律師往往屈從甚至迎合委托人、法官、政府，從而使律師失去社會的信賴感。

　　當然，人大代表產生方式不科學、結構不合理、律師執業與人大代表履責的角色沖突、以及律師天然的政治訴求與自身素質的矛盾都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政治家律師的作為

　　作為政治家律師，馬律師表示，可以在三個層面踐行“參政議政”：一是對“一府兩院”的監督。第二個層面，即咨詢或進言，也算是對政府工作的監督。第三個層面就是參與立法問題。

　　一是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在對兩院的監督中，律師是最合適的人選。一般代表只是從感性認識出發，關注一些個案，缺乏對兩院工作進行評價監督的知識基礎和認知能力。

　　第二個層面，即咨詢或進言，也算是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作為青海省人民政府和西寧市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咨詢專家，西寧市人民政府成立法律顧問團也是因馬福祥律師在人代會上的提案。

　　第三個層面，參與立法問題。律師參與立法的模式比較多，其中有律師提交立法建議稿的，也有接受立法機關委托而直接起草立法案的，也有全程參與立法討論的。立法過程就是各種力量互相博弈的過程，有妥協也有斗爭，可能是此消彼長的零和，也可能是多方共贏的正和。

　　總體而言，律師參與立法是走向政治的表征，其對律師職業價值的影響深遠，因此，馬律師呼吁律師同仁們積極主動地參與立法。

　　遙遠的追夢

　　法治的成熟一般是和市場經濟成正比的，青海省是一個相對落后的西部省份，在這里作為一個“政治家律師”執業，與律師的某些法治理想的確會存在緊張關系。

　　馬律師介紹了自己剛執業不久的一次經歷，“我去一個村子里去參加一起交通肇事案件的民事賠償工作。助理介紹我說：這是律師。緊接著我就聽到村長和村民叫我 ‘律(驢)隊長’，后來才知道他們以為我是交警隊一個姓‘律’的‘師傅’，遂尊稱‘律隊長’。那村子還是離省城西寧很近的地方，人們對律師卻一無所知，怎么可能尋求律師的服務呢?我想這個問題不僅在1996年，不僅在青海，直到現在，中國的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也不一定完全了解律師職業。這種語境時時在警醒我們律師：我們該怎樣去做?怎樣與社會互動?怎樣實踐自己的社會責任?這都是大問題。”但是馬律師信奉“一切的政治都是地方的”，不一定在北京才有公共政治、才有公共服務，在這“遙遠的地方”一樣會有所作為。事實上，作為一個律師，馬律師一直在感同身受青海這片土地上發生的制度變遷、文化演進，而沒有不在場的疏離感。當他發現自己所有的努力會和養育自己的土地發生某種關聯的時候，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是難于言表的。